在当前中国创新事业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孵化器作为创新思想付诸实践的载体,受益于政府部门出台的直接投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吸纳了大量财政和社会资金进入创新创业领域。本期让我们基于全国孵化器数据,探寻这些政策对孵化器孵化绩效产生的影响。
一、背景
当前,中国的创新事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共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出要强化政策支持,促进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此外,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若干配套政策”也明确提出要发挥财政政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引导作用。
孵化器是为初创企业提供优质创新环境和服务的重要基础设施,作为将创新思想付诸实践的载体,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孵化器予以重点支持,包括直接投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引导了大量财政和社会资金进入创新创业领域,充分发挥了财政投入促进企业创新的职能。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政府的直接投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孵化器孵化绩效的影响,使用2016年中国3255家孵化器的横截面数据,以孵化绩效作为结果变量,以是否获得直接投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扶持作为处理变量,以经营水平、人才储备、平台规模、创业资源、知识创造、资金支持等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
实证研究的基本思路是:(1)通过负二项模型建立基本的回归;(2)通过Logit模型预测孵化器获得直接投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倾向得分;(3)进行倾向得分的一对四有放回近邻匹配,并进行平衡性检验;(4)得到匹配后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TT),进行政策的比较;(5)进行敏感性检验,判断模型中是否忽略重要控制变量;(6)运用多种匹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三、结论
第一,经营水平越高、平台规模越大、资金支持越足的孵化器获得三种政策支持的概率越大;知识创造对获得直接投资和财政补贴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人才储备越多越有利于获得直接投资,创业资源越充足越有利于获得财政补贴,但这些因素对获得税收优惠没有显著影响。整体来说,政府倾向于将资金投向发展情况较好的孵化器,但几种政策的关注点可能会略有不同。
第二,直接投资的平均处理效应为12.93个,财政补贴的平均处理效应为10.02个,税收优惠的平均处理效应为38.648个,三者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也表明了研究结论是稳健的。可以发现,三种扶持政策均对孵化绩效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其中税收优惠政策最为有效,直接投资和财政补贴的效果相当,直接投资的激励作用要稍强一些。
第三,税收优惠是一种相对连续和稳定的政府政策,同时也是一种市场化的手段。相较于直接投资和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给予孵化器更少的限制、更高的自主性,有利于孵化器在遵守相关规定的同时作出最适合自身发展需求的决策。同时,减免的税收金额直接转化为创新投入和生产经营的一部分,具有极高的效率。此外,样本中获得直接投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孵化器数量分别为1295个、1883个和270个,税收优惠的政策门槛要远高于其它二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反映出税收优惠的效果更强。原因可能在于:孵化器接受直接投资,其所有权结构中政府将占据主要地位。因此,直接投资在带来大量资金、帮助在孵企业发展的同时,也代表着政府拥有孵化器的管理权,这可能会对孵化器的创新和经营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从而导致政策效率降低;财政补贴的相对效果之所以更低,可能是由于其往往具有“专款专用”的特点,获得补贴的孵化器虽然会在政府指定的项目或产业上加大创新和孵化力度,提高孵化绩效,但同时也减少了对其它领域的资金支持,导致政策效率的降低。
四、政策建议
(一)将税收优惠作为提高孵化器孵化绩效的主要政策工具
与直接投资和财政补贴相比,税收优惠政策对孵化器孵化绩效的激励作用更强、也更为稳定,当前应该将税收优惠作为主要政策工具,继续扩大政策涉及的范围,给予各类孵化器普遍的、非歧视性的税率优惠制度,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保证减税政策得到充分的保障、得以有效的落实。
(二)将直接投资和财政补贴作为提高孵化器孵化绩效的辅助政策工具
同样作为政府促进孵化器创新发展的手段,直接投资和财政补贴也对企业孵化有着较强的激励作用。但特别要注意的是,政府在对孵化器进行直接股权投资后,应尽量采取市场化的管理方法,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使孵化器的自主性提升,从而减少政策的效率损失。此外,在进行财政补贴时,应逐步减少其限制条件,同时加大补贴力度,使财政补贴能够真正为企业所用。
(三)视不同情况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
虽然直接投资和财政补贴的政策效果弱于税收优惠,但直接投资具有政府把控力强、资金规模大等特点,财政补贴具有操作简单、资金流动迅速等特点。同样作为政府提高创新孵化绩效的手段,在不同情况下,三种政策有着各自独特的作用,因此只有优势互补、有的放矢,协同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方能应对孵化器复杂的内部情况,从而达到政策效率的最大化。
注:*原文刊载于《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作者:关成华、袁祥飞,文章经整理。
编辑:王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