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哪些人更有可能成为志愿者？——基于时间分配视角的实证分析

志愿服务的居民参与率，是体现志愿服务发展水平的关键要素，也是反映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如何提高居民参与率，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面临的挑战。欧洲2004年“健康、老龄化和退休调查”显示：总体来看，在5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志愿服务平均参与率为10%；但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荷兰、瑞典等国高达20%，而希腊、西班牙等国则只有3%左右。即使在同一个国家或地区，随着时间的变化，志愿服务参与率也会出现大幅波动。比如：从1965到1993年，美国劳动年龄已婚妇女的参与率，就从16.4%下降到9.3%；21世纪初，瑞士的志愿者数量大幅减少，40%的体育俱乐部难以招募到长期志愿者，其中10%的俱乐部因此难以为继，并且类似问题在其他国家也广泛存在，如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等。

近年来，我国志愿服务发展较快，志愿者的数量迅速增多，在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多领域，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但是就目前来看，居民参与率还不够高，志愿服务的规模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居民人口的比例，要达到13%。但是在“十二五”末，这一比例仅为5%左右.

研究哪些居民更有可能成为志愿者，有助于准确定位志愿者的目标群体，也有助于改善相关条件，吸引和鼓励更多居民参与。从经济学观点看，志愿服务是志愿者为实现个人或家庭效用最大化，对时间与经济等有限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结果。就志愿者个人而言，相比经济成本，志愿服务显然更需要时间投入，是典型的时间密集型活动。因此，时间分配应该是分析志愿服务参与问题的最关键要素。

截至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的重点，主要是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的特征及外部条件，缺乏对志愿服务内在性质的分析，并据此对时间因素作深入探讨。比如，除了年龄、性别、婚姻等因素外，国内有些研究关注志愿者个人的行为态度、主体规范等，有些关注志愿服务的激励和保障因素。个别研究关注到时间因素对老年志愿者的影响，但是没有作为重点进行充分考察。西方学术界对时间分配问题关注较早，探讨也更为深入，但是在志愿服务领域的研究与运用并不深入，近年来的一些文献关注到影响志愿服务时长的因素，如年龄、就业率、工资水平、子女数量等。另外，有些文献讨论了工作时间对志愿服务参与率的影响，但是关于其他时间的作用，则缺乏专门的和深入的研究。

本文基于相关理论和志愿服务性质，将居民个人的全部时间分为三个部分：工作时间、生活时间和自由时间，重点研究不同类型时间对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影响。本文与以往文献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将传统的非工作时间（闲暇时间）细分为生活时间与自由时间，明确二者的性质差别，并使志愿服务的时间范围更加精确（归属于自由时间）；第二，全面探讨三类时间对志愿服务参与概率的影响，而不是仅限于工作时间，由于三类时间的影响方向不同，这一分法有利于研究深入。

本文通过构建logit二值选择模型，对三类时间的影响作了比较研究。总体来看，工作时间的影响与预期不符，虽然是负向但不显著；生活时间、自由时间的影响与预期一致，前者为负向，后者为正向，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影响程度上，生活时间或自由时间若每周增加1小时，居民成为志愿者的可能性，会分别减少0.7%或提高0.7%。控制变量的情况是：年龄的影响呈U型；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的因素，包括健康状况、接受过志愿服务、家人中有志愿者、中共党员、北京户籍、非农户口；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的因素，是已婚（有配偶）。特别是“接受过志愿服务”和“家人中有志愿者”两个变量，在各个模型中均产生稳定的正向影响，表明志愿服务有着显著的正外部性。

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相关文献，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说明数据来源、样本情况和变量设置；第四部分明确研究方法，讨论回归结果；第五部分进行总结，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基于居民个人时间的分配，探讨不同类型时间对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影响。根据相关理论和志愿服务的性质，本文对个人时间进行分类，形成工作时间、生活时间和自由时间三个部分，并明确志愿服务时间属于自由时间的范畴。这一方法突破了以往研究只注重工作时间的局限，不仅更加精确地界定了志愿服务的时间范围，而且能够研究更多类型时间对于志愿服务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三类时间中，生活时间和自由时间对居民是否参与志愿服务的影响更为显著，且二者的影响方向相反。这一情况说明，本文的时间分类方法符合志愿服务的特点，有利于准确评估不同类型时间的作用。

本文研究发现，无论是单因素分析，还是多因素分析，假设2即生活时间对居民参与志愿服务产生负向影响，以及假设3即自由时间对居民参与志愿服务产生正向影响，都得到了验证；但是，假设1即工作时间对于居民参与志愿服务产生负向影响，没有得到完全验证。根据样本总体回归结果，工作时间的系数符号虽然为负，但是并不显著，因此与假设1不一致；生活时间的影响为负向，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居民的生活时间越多，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越小，若每周增加1小时，可能性会减少0.7%；自由时间的影响为正向，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居民的自由时间越多，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越大，若每周增加1小时，可能性会增加0.7%。另外，年龄的影响呈U型，其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的因素有：健康状况、接受过志愿服务、家人中有志愿者、中共党员、北京户籍、非农户口，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的因素是已婚（有配偶）。特别是“接受过志愿服务”和“家人中有志愿者”两个变量，在各个模型中均显示出稳定的正向影响，表明志愿服务有着显著的正外部性。

根据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第一，减轻居民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增加其自由时间，有利于提高志愿服务参与率。减少工作时间本身未必能促使居民参与志愿服务，但是会因此增加自由时间，从而改善了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条件。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随着技术进步和家务社会化程度提高，人们做家务和照顾家人的时间会逐步减少，这对于提高志愿服务参与率是有利的。第二，工作单位开展组织动员，能够有效促使员工成为志愿者。这是北京志愿服务的客观现状，也是一个明显特点，应注意保持和发扬。但是从长远来看，为了进一步扩大志愿服务的社会基础，增强发展的均衡性与可持续性，还需要大力开发民间的志愿服务资源，鼓励和支持居民自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第三，由于志愿服务存在着显著的正外部性，应注意扩大志愿服务惠及居民的范围，同时鼓励志愿者在自己的家庭中发挥积极带动作用，并加强吸引家庭中没有志愿者的居民参与志愿服务，这样将有利于快速提高志愿服务的参与率。

本文的不足之处：一是有些关键数据缺失，可能影响研究结论，比如是否有子女，已有文献中更多使用的是学龄前或未成年子女数量，但本文数据中没有作区分，可能导致相关变量不显著；二是时间的性质分析及类型划分仍然比较粗略，如果志愿服务的时间范围及同类活动可以继续细化，对于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选择，就能够作出更加准确的分析和预测。下一步，可以针对这些不足，通过提高数据质量、改进研究方法等，得到更加准确、可靠的结果。

注：本文发表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第2期。作者：关成华系首都科技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佑辉系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如需全文请联系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编辑：王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