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京沪地区考虑环境因素调整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但国内外多数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量的要素投入，而非技术的进步。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往依赖于大量要素投入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要求，粗放式发展遗留下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进一步制约了中国经济质量的提升，逼迫中国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向技术进步要增长。

《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北京、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从城市自身发展来看，北京、上海在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资本形成减速、人口红利收缩、环境污染严重等各类约束；从全国范围来看，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北京、上海在众多发展领域均保持着国内领先水平，对周边城市群甚至全国各地区都起到了辐射带动作用，北京、上海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最新前沿形势。因此，通过研究北京、上海地区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可以帮助发现、解决两地自身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多种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京沪两地的发展经验为国内其他地区的未来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一、已有研究概述

目前，在全球众多研究机构中，OECD在全要素生产率测算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较高的权威性，其在2001年发布的Measuring Productivity和在2009年发布的Measuring Capital[8]已成为众多研究机构和学者在研究全要素生产率时必备的参考手册。2016年9月，OECD发布了其在全要素生产率测算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考虑环境调整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EAMFP，Environmentally Adjusted Multifactor Productivity），将其归入OECD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之中。该指标将多种自然资本和环境污染纳入到传统增长核算框架中，辅以计量回归方法，对51个国家进行了更加全面、科学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从研究方法来看，OECD测算EAMFP的方法基于增长核算框架，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相比国内多数文献使用的DEA和SFA等方法，通过增长核算框架测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更加绝对，研究思路更加简洁，结论可比性更强，所以更适合政府、研究机构定期发布研究成果使用。

二、数据处理

资本投入

目前国内外学者多采用资本存量测算资本投入，本文同样采用这种方法。中国张军在测算各省资本存量时所采用的方法较为全面、科学，相关研究成果也被广泛引用，因此本文采用张军的方法对京沪地区资本存量进行测算，具体使用的是Goldsmith在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是折旧率，是投资额。由于在使用永续盘存法测算资本存量时，所选取的开始时间越早，后期的资本存量测算结果就越准确，因此本文虽然仅需使用1996年后的资本存量数据，但出于更加准确的考虑，仍以1952年作为基年进行计算。基年资本存量使用张军文中采用的数值，折旧率为9.6%（该折旧率计算时，把固定资产投资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器具购置和其他费用三类，根据其各自寿命期，采用几何效率递减的余额折旧法，分别计算三类固定资产投资的折旧率，然后以三类投资所占的比重加权得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折旧率），投资额使用固定资本形成额，其中，1952-1977年的固定资本形成额数据源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1978年以后的固定资本形成额数据源自《北京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由于计算资本存量时需要使用可比价投资额，因此还需借助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历年固定资本形成额进行调整。北京市1991年以后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源自《北京统计年鉴》，上海市1993年以后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源自《上海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两市其它年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数据计算得出的投资隐含平减指数代替。

 劳动投入

国内外多数学者使用从业者人数代替劳动投入。然而，简单地使用从业者人数会忽略掉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比如不同教育程度、不同熟练程度、不同工作类型的劳动者的劳动并不同质。由于教育对于提升劳动质量具有重要作用，世界银行在测算各国国民财富时甚至直接使用公共教育支出表示人力资本，因此，为了提高测算精度，本文参考蔡跃洲的方法，通过教育程度区分并汇总不同类型的劳动投入。但是，正如蔡跃洲在文中所言，中国的社会微观调查样本数量有限，加之调查年份不连贯，导致数据波动较大，所以本文没有使用社会微观调查数据，而是借助教育回报率和连贯、全面的宏观统计数据对劳动投入进行相关测算：

1、将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分为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五档，遵循国内文献的普遍做法，设定上述五类教育程度的受教育年限分别为0、6、9、12、16年。京沪地区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分布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参照岳昌君[13]对2000年中国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明瑟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结果，假设本文研究期间的后四类受教育程度的年均教育收益率保持不变且分别为：小学、初中3.7%，高中5.2%，大专以上7.5%，所以，如果以未上过学的劳动者的相对单位工资为1，则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劳动者的单位工资为1.24，初中为1.39，高中为1.61，大专以上为2.16。

3、汇总上述五类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增长率，得到经过受教育程度调整后的劳动投入增长率，其中为第j类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相对单位工资，为第j类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实际单位工资。

2004年的从业人数和2011年的受教育分布程度存在较大波动，对于这一小部分数据起伏较大的年份，本文采用其前后两年劳动投入增长率的平均值作为当年值。

 自然资本

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并未将自然资源纳入研究范围，但事实上，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经济活动需要自然资源的投入才能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开采自然资源本身就能提高GDP。国内学者在将自然资源纳入生产率研究时，大多数时候是把自然资源作为中间投入进行考虑，而EAMFP的思路则是研究由开采自然资源所获得的租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在考虑自然资本时采用后一种思路。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在测算京沪两地的自然资本时仅考虑煤炭、石油、天然气三大化石能源。京沪地区三大化石能源产量数据源于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的地区能源平衡表。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中的中国历年煤炭、石油、天然气租金占GDP比例，《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历年GDP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的历年能源开采量，可以计算出中国三大化石能源的历年单位能源租金。因为缺乏省市级能源租金价格数据，所以假设国内市场的能源价格具有相对一致性，使用全国单位能源租金代替京沪两地的单位能源租金。

实际测算EAMFP时，把三类化石能源的自然资本增长率合并为总自然资本增长率，汇总公式如下：

 期望产出

参照OECD及国内绝大多数研究文献的做法，以不变价地区GDP作为期望产出指标。京沪两市数据分别来自2016年《北京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

 非期望产出

理想情况下，非期望产出应该包括大气、水体、土壤中的各类具体污染排放物和受到严格控制的排放物，如OECD考察的污染物有SO2、PM10等，受到严格控制的排放物有CO2等。由于中国从2000年才开始比较详细地统计各类具体污染物的排放量，而本文的研究时间早于2000年，所以本文在测算非期望产出时仅考虑CO2。虽然我国对于废水、废气、工业固废的统计时间较早，但各地三废中的污染物成分差异大，可比性较弱，所以暂不考虑。

本文将CO2作为非期望产出，需对京沪地区CO2排放量进行相关估算。按照国内多数文献的做法，首先将煤炭、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纳入到CO2排放量计算范围之内。此外，由于液化石油气的消耗量与日俱增，已成为不可忽视的CO2来源之一，因此新加入液化石油气消耗量。除了能源消耗可产生CO2以外，部分工业生产活动也会产生大量CO2，其中占比最大的是水泥生产。因此，本文参照杜立民的做法，将水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CO2排放也纳入到计算范围之中。

京沪地区的煤炭、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消费量数据来自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的地区能源平衡表，各类能源的消费量=终端消费量+燃烧发电消费量+取暖消费量。各类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参照《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6》附录中列出的参考数据，碳排放系数参照IPCC（2006）数据，碳氧化因子参考陈诗一做法，煤炭、焦炭取0.99，其余能源类型取1。历年水泥产量数据源自国泰安金融数据库，水泥排放系数使用杜立民所用数值。

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E表示能源消耗总量，NCV表示平均低位发热量，CEF表示碳排放系数，COF表示碳氧化因子，Q表示水泥产量，EF表示水泥生产的CO2排放系数。

弹性系数

具体计算时，以京沪两地收入法GDP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作为劳动弹性系数，以自然资本租金总额占GDP比例作为自然资本弹性系数，以GDP与劳动者报酬和自然资本租金总额之差占GDP比例作为资本弹性系数。

计算污染排放的弹性系数时，使用stata软件进行回归分析。OLS回归结果（表1）显示，无论使用普通OLS回归还是稳健标准误OLS回归，污染排放弹性系数回归值在1%显著性水平上均可通过检验。White检验显示，在10%显著性水平上不能拒绝“同方差”的原假设，说明回归模型不存在异方差问题。因此，本文取污染排放的弹性系数等于0.268，这一结果与OECD对中国CO2排放弹性系数的估计值比较接近。

三、建议与展望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的永恒话题，EAMFP概念的提出，使人们对于经济增长源泉的认知变得更加清晰而科学。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持续推进创新发展。作为全国仅有的两座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加快制造技术升级换代，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为科研成果快速转化落地开通绿色通道，培养引进各领域创新人才，既是京沪两市推动创新发展的已有经验，也是今后需要再接再厉的努力方向。

2、加快绿色经济建设。从最近两年来看，京沪两市的CO2排放呈现较为明显的负增长，对于GDP调整起到了积极正向的作用。在未来发展中，应当继续推广节能减排技术的使用范围，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增加第三产业占比，为全国其他省份树立好发展绿色经济的先锋模范典型，积累并推广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先进经验。

3、未来研究改进方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EAMFP测算工作：（1）使用资本服务作为资本投入指标，重点在于对资本进行分类，设定年限-效率函数、退役函数等。（2）使用劳动时间作为劳动投入指标，重点在于开展社会微观调查，获得丰富时间利用信息。（3）纳入更多类型的自然资本，如各类矿产资源。（4）纳入更多类型的污染排放物，如SO2、NOX等大气污染物，COD等水体污染物。

注：本文发表自《中国科技论坛》，具体文章详情请以发表内容为准。作者：赵峥系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刘杨系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华辰系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助理。如需全文请联系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编辑：王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