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关成华：衡量绿色发展 突出生物多样性价值

      2022年5月16日，《人民论坛》刊发我院院长关成华教授理论文章《衡量绿色发展：突出生物多样性价值》。文章指出，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国际层面衡量绿色发展问题侧重于宏观经济、生态环境、资源能源及包容性增长等方面，我国也构建了基于国情的绿色衡量指标。生物多样性关系到绿色发展全局，但目前其经济及应用价值尚未被充分认识。提高公众认知，重视生物多样性价值，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全文如下】

      绿色发展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奋斗的目标和共识。2015年，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178个缔约方共同签署《巴黎协定》，推动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尽快达到峰值，争取于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2021年，为防止生物多样性丧失，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通过了《昆明宣言》，推动构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我国一直是绿色发展的坚定支持者和推动者，尤其突出生态优先，倡导低碳生产和生活方式，推动能源体系结构改革，提高资源、能源和生态效率，并作出“努力争取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本世纪初，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就提出，人类社会运行正经历从A模式向B模式的转变。A模式是依靠过度消耗自然资本，产出人为膨胀的泡沫经济模式。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伴随高消耗、高污染的特征，具有不可持续性。当今世界人口持续增长，资源环境急剧恶化，自然资本的供需矛盾愈发突出，A模式已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逐渐被B模式取代。B模式要求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绝对脱钩的“减物质化”，促进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旨在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开展全球联合行动、保持物种和气候稳定，追求全球发展在不破坏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前提下保留未来人类享受美好生活的机会。
      绿色发展建立在B模式理论基础上，注重实现经济与环境的相互促进。绿色发展将环境保护作为重要支柱，但又不简单等同于环境保护或环境友好，其基本含义是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损害及改进自然资产状况。绿色发展兼顾代际和区域公平，外延可扩展到改善社会福祉、提高社会质量以及社会发展等社会进步的内容。因此，绿色发展本质上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关注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生态价值，依靠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提升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形成包容性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一、衡量绿色发展的国际实践

      无论是宏观政策制定，还是微观个体选择决策，设定可量化的测度目标都至关重要，绿色发展亦不例外。其中，一部分绿色发展测度指标以宏观经济数据为中心，主要是对GDP进行调整和完善；另一部分则将宏观经济数据作为辅助指标，甚至不将其纳入。依据不同的切入点，衡量绿色发展的国际实践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侧重宏观经济的绿色发展测度。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GDP是各国政府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但其只测算可交易产品的市场价值，具有非市场属性或功能的产品未被囊括，无法反映社会真实福利水平。因此有必要对GDP进行调整，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绿色发展宏观指标体系，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纳入资源和环境信息，已成为环境经济核算的国际统计标准，其核心指标被称为“绿色GDP”。2021年，该体系将生态系统价值纳入其中，形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生态系统核算》，从物质和货币角度统一衡量了生态系统的范围、状况和服务，明确了生态系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的贡献。
      真实进步指标（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纠正了GDP单一重视经济增长、忽略资源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等问题。该指标通过构建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账户，用货币单位全面核算了社会福利的贡献和损失，弥补了GDP在测算可持续性和社会福利方面的不足，为评价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为准确的信息。
      第二种是侧重生态环境的绿色发展测度。基于宏观经济的绿色发展测度框架不足以完整刻画生态系统变化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联系，考虑到生态环境的复杂性，有必要从生态环境角度对绿色发展加以测度。
      从环境可持续发展视角出发，1999年发布的环境可持续性指数（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dex）由环境系统的状态、环境系统所承受的压力、人类对于环境变化的脆弱性、社会和体制应对环境挑战的能力、对全球协作需求的反应能力等五方面组成。2006年，环境绩效指数（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在方法和数据上对环境可持续性指数进行改进，设计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活力两大指标，更具规范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因而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迅速推广，成为各国衡量自身环境绩效以及在环境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国际比较的依据。
      从生态承载力视角出发，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和生态承载力（Biological Capacity）是最广为运用的绿色发展指标。生态足迹从土地需求角度核算了维持人类消费和废弃物消纳所需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而生态承载力从土地供给角度测量了用于人类消费和废弃物消纳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即为生态赤字或生态盈余。生态赤字的持续存在将导致自然资源退化、生物多样性损失和生态系统崩溃。
      第三种是侧重资源能源的绿色发展测度。资源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生态环境组成部分，对绿色发展的衡量也可以从资源能源视角出发。在能源可持续发展方面，目前国际通行的衡量指标是2005年发布的可持续发展能源指标体系（Energy Indicator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该指标体系由社会、经济和环境三大维度构成，系统地反映了能源与经济、环境以及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资源可持续发展一般由土地、水、森林、矿产等资源承载力概念测度和体现，反映在特定时期和一定的技术、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下，某一区域的资源类型所能承载的人类各种活动的规模和强度。
      第四种是侧重包容性的绿色发展测度。心理学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测算个人主观幸福感和生活质量成为可能，绿色发展测度也关注到人类生存状态的变化，并逐渐由经济福利指标向非经济福利指标转变。1979年提出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The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衡量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物质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状况，由一岁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十五岁以上人口识字率三个指标构成。物质生活质量指数更加关注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和结果，直接衡量物质生活质量的改善程度，以便在国家和地区间开展对比研究。
      英国新经济基金会在物质生活质量指数基础上，将个人主观幸福感引入到指标体系中，并在2006年首次发布幸福星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201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美好生活指数（Better Life Index），从福利角度对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进行评价，成为测度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指标体系。

二、衡量绿色发展的中国探索

      在中国，绿色发展衡量指标体系也不断丰富和发展，其中引起关注较多的是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和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及中国真实进步指标。

      国内首次系统测度各省（区、市）绿色发展水平的研究是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及国家统计局于2010年联合编制的《中国绿色发展指数》。《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测算体系由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3个一级指标构成，运用极差法对中国各省（区、市）绿色经济发展情况加以评估。
      其中，经济增长绿化度反映的是生产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程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体现的是自然资源与环境所能承担的潜力，政府政策支持度反映的是社会组织者处理解决生态、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矛盾的水平和力度。依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趋势，中国绿色发展指数体系在2011年和2016年分别进行调整与完善，目前已形成相对稳定的指标体系。
      国家统计局等部门于2016年首次制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并测度各省份绿色发展指数，将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考核依据。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由资源利用指数、环境治理指数、环境质量指数、生态保护指数、增长质量指数和绿色生活指数等6项一级指标以及能源消费总量、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等56项二级指标构成，综合评估各地区的绿色发展状况。同时，统计局等部门抽样调查分析了公众对所在地区空气质量、饮用水质量、环境绿化、生活垃圾处理等14项生态环境指标满意度的情况。
      结果显示，绿色发展指数排名前5位的地区分别为北京、福建、浙江、上海、重庆；公众满意度排名前5位的地区分别为西藏、贵州、海南、福建、重庆。基于客观数据分析的绿色发展指数和基于主观感知的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相结合，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国各省份绿色发展的真实水平。

      中国科学院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从2012年开始提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 GEP）概念，将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总值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评估核算体系中。GEP是与GDP平行的核算指标，衡量的是在一定时间内，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最终惠宜的经济价值。不同于GDP核算人类经济活动增加值，GEP核算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所有生态产品价值。
      自2020年起，国家及地方陆续出台规范GEP核算的工作标准。2021年3月，深圳市建立了全国首个“1+3”GEP核算制度体系，设置了物质产品、调节服务和文化旅游服务3项一级指标以及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净化空气、旅游休闲服务等16个二级指标，从技术流程、指标体系与核算方法等角度将无价的生态系统各类功能“有价化”来核算“生态账”。以此为核算标准，深圳市2020年度 GEP为1303.82亿元，其中物质产品价值23.55亿元，调节服务价值699.52亿元，文化旅游服务价值580.75亿元。

      结合中国实际发展情况，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对国际已有的真实进步指标测算体系加以调整，新增“防尘防雾支出”和“公共产品和服务价值”两项指标，形成中国真实进步指标。中国真实进步指标体系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账户，分别从经济增长质量、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福利方面核算了中国绿色发展水平。中国真实进步指标以微观家庭调查数据为基础，改善真实进步指标核算宏观统计数据质量不佳的难题，大幅提高其核算结果的可靠性。

三、生物多样性的系统价值

      绿色发展的衡量综合考虑了经济、社会和生态因素，全方位展现了绿色发展的特征。绿色发展以生态本底和自然禀赋为基础，在发展的同时维持好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而这个系统的核心是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不仅提供食物和消费等直接价值，还与生态系统稳定有密切关联，拥有涵养水源、净化水质、巩固堤岸、防止土壤侵蚀、降低洪峰、改善区域气候、吸收污染物等间接价值，在缓解气候变化、减轻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当前生物多样性正以百倍的速度丧失，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影响最大和最有可能发生的五大风险之一。许多生态系统已经退化到无法再修复，或者正面临出现“临界点”的风险。世界自然基金会在2020年报告中指出，哺乳动物、鸟类、鱼类、两栖动物和爬虫类动物的数量自1970年以来下降了68%。截至2020年底，全球约有41%的两栖动物、26%的哺乳动物、14%的鸟类都处于受威胁的状态。

      认知层面的短视和经济层面的压力是造成生物多样性锐减的重要因素。生物多样性本质上属于“自然资本”公共品。由于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人类从生物多样性中免费获取大量的产品和服务，但往往疏忽其背后的经济价值。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发布的《自然风险上升报告》指出，生物多样性能为全球贡献约44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超过全球一半的GDP。
      政府部门采用的经济模型只包括生产性资本和人力资本，而不包括生物多样性这类自然资本；经济学家采用的经济模型倾向于将自然资本视为外部因素，引进环境资源的增长模型被视为主流经济模型的附属模型。人类的“毁灭性活动”大多是出于利益冲动，在估算经济回报时往往遗漏生态系统的价值损失，使得收益高估，最终造成“经济上的失误”。
      现有绿色发展测度指标体系越来越关注生物多样性的系统价值。早期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并未考虑生物多样性，直至20世纪末，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才被重视，并被引入到指标体系中。比如，环境绩效指数将生物多样性与栖息地作为生态系统活力的二级指标，重点测度了保护区面积及物种保护的分布面积。现今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中已经涉及生态系统经济价值的测算，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然而，目前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核算仍然较为粗糙，在实践层面的认可和执行度较低，并未引起太多重视。直到2020年，爱知生物多样性的20项目标均未能在全球层面得以实现。
      对于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一难题，不能仅靠技术手段解决，而是需要形成全社会共识。要构建和完善以生物多样性为核心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将其作为政府考核的工具，以目标导向推动政府行为转变。推广可持续教育，设计围绕生物多样性的系列课程，倡导可供推广的基本规定和约束性规范，促使个人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加强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设立专门针对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性组织，统筹管理全球生物多样性，推动各国落实生物多样性目标，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促进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