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全国各地都在大力推进“双减”。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很多时候我还是喜欢从经济学视角去分析问题,虽然可能也不完全正确,但我觉得经济学在分析很多社会问题时,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供需分析是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双减”的问题,其实背后就是一个典型的供需关系问题。
“双减”政策希望降低教育成本、减轻家庭负担,这一初衷无疑是好的。但我记得经济学家陆铭教授曾谈到,我们在面对包括校外培训在内的一些民生领域的乱象时,存在一定的思维误区,即往往从限制需求入手,而没有更多地考虑供给侧的问题。这使得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双减”,是不是真的能够有效地缓解家庭的教育焦虑?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资源是具有稀缺性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就是实现稀缺资源在具有不同偏好、不同收入人群中的配置。课外补习现象的出现,实际上是因为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不足,升学渠道非常有限,导致所谓的“内卷式”竞争。
从现实来看,学科类补习的主要目的是“补差”和“培优”。前者多是因为家庭难以获得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而试图通过补习弥补差距;而后者则是由于激烈的竞争,家庭力图通过在校外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争夺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升学机会。
一些国内的大型微观调查数据显示,追求“培优”的学生已经超过了以“补差”为目的而参与补习的比重。也就是说,即便基础教育资源分布相对均衡,依然会有高补习率的现象,因为重点学校、重点大学的机会,总是稀缺的,而这些稀缺资源所带来的教育回报往往是很高的,重点大学表现出显著高于非重点大学的教育回报。那么,能否进入重点大学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业表现。环环相扣的效应不断拉长家庭的教育投资链条,直至早教甚至是胎教阶段。
“补习”的需求并非能够轻易消除,现实的教育竞争背后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核。我们都知道,东亚地区学生校外培训需求之高、历史之久,与东亚文化崇尚教育的儒家传统以及“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念密不可分。日本、韩国及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校外补习的发展历程就体现了文化对于补习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补习文化一旦在社会中形成就很难完全消失。很多东亚国家也采取了在中小学阶段推行减负、取消具有高风险性考试的做法,但对家长、学生来说,只不过是暂时将考试的“风险”推后了,本质上并没有解决需求的问题。
补习具有旺盛的需求,但却面临着供给不足。供给跟不上需求,就会推动价格上涨。当然,我们可以简单区分一下这里的供给:一是校内供给;二是校外供给。
01 校内供给
在“双减”之前,客观地讲,我们的校内供给是不足的。教育作为一项基本的公共服务,首要目标是实现公平。公共教育服务的均衡化目标事实上与家庭所追求的卓越、全面、高水平、个性化目标并不一致。
02 校外供给
校外供给,主要是私人的还有机构的教育服务。如果市校外供给场处在一个竞争比较充分的状态,价格是实现资源配置的理想手段。校外培训市场看似有一些巨头,但和互联网领域存在垄断问题不一样,校外培训市场恰恰集中度不够,几个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加起来也就差不多占5%。也就是说,校外培训市场是一个竞争比较充分的市场,此时,价格基本上是能够体现供需关系的。
那么,为什么补习的费用还会比较高呢?很明显,校内供给不足、校外优质供给不足叠加上旺盛的需求,导致课外补习的费用上升。但是,即便这个费用比较高,它也不是普遍情况,而是依据补习的类型、层次等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定价。当然,其中有些不良机构的确存在资本绑架、虚报价格、服务低劣等问题,这些机构此前也是被重点整治的对象,它们侵害了消费者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
我们再来看一下“双减”后的供给情况。
“双减”后的供给情况,目前看来有三种选择:一种是参加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一种是聘请私人家教,还有一种是继续接受原先机构提供的在线补习。但是,这三种供给模式是否更优呢?
01 校内课后服务
我们看到“双减”对校内提供高质量教育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且主要的发力点之一就是加强校内的课后服务。但是,校内提供的课后服务可能仍然“不解渴”。
目前,校内课后服务更多的是托管功能,同时也引入一些素质教育项目。不同学校、教师所能提供的课后服务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学校采取自愿原则,有的则是强制,时间从3点半开始分割为多个时间节点来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
我们了解到,很多家庭还是对校内课后服务持怀疑态度,放学后留在学校参加托管的孩子是不多的,如果不是强制要求,有的班级甚至没有人报名。这说明,目前这个供给可能只满足了少数家庭看管孩子的需求,而他们对补课的需求、多样化的其他需求较难得到满足。
02 聘请私人家教
这存在“不合法”的问题,因为没有办学许可不能开展补课活动。“双减”之后,私人家教服务再次大规模增长,国家出台了各种措施禁止这类“地下”活动,特别是严格禁止在职教师开展补习。但是,仍然还是有一些老师偷偷补课,而大学生家教等私人补习现象仍然很普遍。
“双减”后,这类私人供给还会增加“风险溢价”,提供服务的个人会将自身面临的违法违规风险加入补习费用中,导致补习价格高企。这对高收入家庭来说并没有构成实质性影响,但却对低收入家庭产生了更大程度的“挤出效应”,这是不利于教育公平的。
03 原先机构的在线课程
很多校外培训机构迫于生存压力,已经取消了线下课程,全部转为周一至周五规定时间内的在线课。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每天放学后又要在6点半着急投入在线课的学习,不仅可能存在视力和健康问题,而且也打乱了他们和家长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节奏。
但是要不要参加呢?我们了解到,很多家庭仍然选择继续参加原先机构的在线课。这就导致“周末减负、周中增负”。不仅如此,在线课程的质量和线下课程相比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对低年级孩子来说,线下的互动和体验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新的三种供给模式,第一种目前仍然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而第三种出现了供给不足以及供给质量下降的问题。在第一种供给还没有跟上的时候,砍掉第三种,会导致短期需求要靠第二种来弥补,第二种是什么?是私人补习,这不仅是违法的,而且也是价格最高的。因此,对于真实的刚性需求,控制需求的政策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基于此,我们的思路应从关注需求侧转向关注供给侧。
对于教育服务领域出现的供求矛盾,“双减”给出的方向很明确,就是要着重抓好校内供给,让学校回到教学育人的主阵地上,让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在学校中就能得到解决。而对于校外的学科类培训,虽然并没有完全取消,但可想而知,这部分的供给数量会逐渐萎缩。如果总需求仍然是不变的,就需要让供给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目前来看,优化校内供给这条路并不好走,短期内将面临不少挑战。
优化校内教育服务供给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提升学校常规教学的质量,促进优质均衡;二是提升学校课后服务的质量,促进个性和多元。
01 关于提升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双减”政策给出了很多要求,比如教师要做到“应教尽教”等。还有一些利用行政手段促进优质教育资源配置的做法,比如北京等一些省市推出的“教师轮岗”政策等。
教师轮岗原本目的是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课程和教育服务。但轮岗后,部分教师所处学校教学质量、教学环境与原学校差距较大,导致教学设计与实践上遭受阻碍,反而影响了轮岗学校的教学质量。因此,让教师在环境相近的学校开展轮岗更为合适。
此外,还有教师的意愿、薪资、职业发展、生活便利等很多问题要考虑,这都有赖于更精细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探索。
02 关于提升课后服务的质量
我们当下的状况是,部分地区课后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家长并不了解学生在学校课后服务的内容都有什么,是否有收获?与校外培训相比效果如何?这些都让家长对学校课后服务心存疑虑。
因此,“双减”后续的配套政策,应当进一步明确学校课后服务的目标、内容、形式与质量等,通过提供丰富多元的、有价值的教育资源来争取家长和学生的信任。同时,各地区不应该机械地理解课后服务,甚至将提供课后服务作为政绩而强制要求学生参加,还是应该尽量做到尊重个性和多元。比如,对于确实有学科补习需求的学生,如果校内服务不能满足其需求,也应该给予其自由选择校外培训的权利。
全面优化供给后,就是需求侧管理。
需求的下降一方面会得益于校内教育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的持续改进,另一方面与教育评价改革密不可分。在长期单一化评价体系下,“减负”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因此,降低考试所带来的“风险”,建立一套既能评价学生知识掌握情况、又能反映学生心智结构和能力成长、还能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和创造力的评价系统,至关重要。这就必须综合运用好结果评价、增值评价、过程评价、综合评价和特色评价等多维度评价。同时,教育评价改革,不能只是单纯改变考试方式,相应地,考试管理、招生评价等方面都应随之改变,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最后,我想说,“双减”落地是一个短期内充满挑战任务,我们要做好长期探索的准备。我们还是应该更多地推动教育供给侧改革,从优化供给的角度去破解需求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学界和实践界共同努力。希望我们能越过理论鸿沟、摆脱惯性思维、摈弃教育旧制、变革教育体系,让留待探索和解决的难题在这个时代真正被消解,让美好的教育理想真正栖居于现实。
作者:关成华,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来源:华英成秀
编辑:陈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