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17年、2019年、2020年后,“数字经济”第四次写入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时指出,“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建设数字中国”。如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成为今年两会后热度持续升温的话题。
“十三五”以来,中国相继出台《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等一系列文件,就如何建设数字中国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作出全方位的战略部署。
在国内,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国际上,倡议建设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与其他国家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探索建立多边、透明、包容的数字领域国际贸易规则,RCEP也体现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前瞻性关注。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保障下,数字化创新速度不断加快,数字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引领和主导作用日益增强。如果将数字经济分为信息数字化、数字化转型、经济智能化三个发展阶段,那我国当前正处于数字化转型阶段,数字经济总体上呈现出“规模大、增速快、渗透不均衡”的特点。
随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加快推进,数字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从最基本的数字基础设施看,截至2020年12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70.4%,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
就中国的市场容量和高质量发展政策取向来看,讨论未来的数字经济总体规模能否排名世界第一意义不大。如果不考虑东西部及城乡间的数字鸿沟,与国外相比,数字经济的广度在总体上已经初步具有比较优势,但数字化技术的渗透度还远远不够,要推动数字化创新向纵深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还需在人力资本积累、数字治理能力、政策体系设计等多个方面破旧立新。
一是加快积累新型人力资本,提升数字化转型速度。
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亟需大量的新型人才,尤其是就产业数字化而言,新型人力资本不足已成为制约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的一大瓶颈。从欧美各国的数字经济相关战略看,各国都在加紧提升民众的数字化技能。
新基建更需新人才,新兴数字化企业要提质增效、专精特新,传统企业要数字化转型,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均须对数字技能人才作长远储备,尤其是加强高等职业教育的师资及学科建设,费大心思下大力气提高技师地位,学历教育型的职校师资和学科培养的学生难以满足建设数字强国、制造强国、科技强国的需求。
二是加快提高数字治理能力,拓展数字化创新应用广度。
充分抓住全国各地扩大信息基础设施投资的契机,推进政府间、政府部门间的政务数据资源整合,建设数字政府,提升城市与乡村的数字治理水平,增强城市群协同治理能力。尤其是要充分利用新基建成果,如果只建不用,建成以后仍然沿用旧的治理机制,无疑是巨大的资源浪费。
新基建速度如此之快,目前来看,许多地方干部的理念思维、业务素质还未能同步,或者说远远不足。拿应急管理来说,智慧城市热潮多年,许多地方的治理措施还是简单粗暴,数字化治理能力没有多大体现。新基建带来的人口集聚效应,必然是中心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地级以上城市的规划管理水平、治理能力都会面临长期考验。
三是加快打造新型数字生态,增加数字化技术与经济社会的融合深度。
这就要求配套制度需要同步跟上,做好政策体系顶层设计。比如数据产权问题。四十年改革开放高速增长的一大原因,就是产权问题部分得到解决从而极大激发民众的创新发展动力。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等都涉及数据产权问题,需要加快明确,推动政策试点,方能充分释放数字经济下的创新潜力。
比如规制问题,需要针对细分领域形成若干规制预案,新基建引爆的新能量并非全是正向,无人驾驶、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安全问题、伦理问题均需未雨绸缪。
再比如产业政策问题。数字经济时代具有显著的产业融合、技术融合、生产者与消费者融合特征,传统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已难以发挥既往工业时代的作用,打造数字生态应成为政策重心。
作者:张亮亮,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战略研究部主任。
编辑:陈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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