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卢中原：如何认识变局？怎样加快创新？

2020年12月1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卢中原，在“面向十四五：创新发展与智库使命­——2020北京师范大学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全球经济变局和中国加快创新》的主旨演讲。

卢中原指出，当今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经济重心继续分化转移，新技术革命重塑产业形态和分工，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将变中提升，人口、收入和市场格局分化重组，国际金融趋于多元化，粮食安全、能源变革深刻影响各国发展战略。

在变化的全球经济格局中，我国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这有利于我国扩大投资、贸易和市场空间，提升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分享新技术革命成果并形成不对称突破和“变轨”赶超，分享全球能源变革和绿色发展成果，参与全球治理变革，提升话语权，维护发展权益。同时，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全方位、深层次的国际竞争日益增强，全球治理变革和经贸规则的重构，以及外部环境多变趋紧和“战略安全困境”等都给我国带来挑战和压力。

面对新形势下的机遇和挑战，中国需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坚持科技自立自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制约；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坚持以制度创新引领、规范、保障技术创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以下为会议发言实录整理：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全球经济变局和中国加快创新”。我们是智库，是提供思想素材、思想营养的，为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的。我们研究国内的宏观经济、中长期发展，一定要有相关背景知识的积累，在把握国家内部的一些政策变化、对一些重大格局的判断、重大提法的确认和改变方面，要拿出有根据、有见地的参考依据。我将围绕以下几点展开论述，主要包括当前面临的一些重大背景，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还有“十四五”规划出台以后对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机遇和挑战。

我今天给大家更多是分享我们面对什么样的背景，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中提取什么样的营养，抓哪些素材，这些素材能够充实我们的模型，使我们的方法能够经得住检验，并且使我们的决策有可靠的依据，有科学性和针对性。

1．我们当前面临什么样的全球经济变局？

趋势一：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2020-2035年世界经济预计平均增长2.6%，发达国家1.7%左右，发展中国家4.9%左右，从去年和今年两年来看，特别是由于疫情的影响，这个趋势还是在放慢，这个大趋势不会变化。

趋势二：经济重心继续分化转移。

这个趋势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出现，这种分化转移在继续扩散，由此带来的是工业、消费、贸易、投资增长极更多地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最近这些年我们发现，光靠从生产端/供给端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看需求端，需求端就是消费、贸易，由消费拉动的外国直接投资的转移以及由消费拉动的全球贸易。

趋势三：新技术革命重塑全球的产业形态和分工。

新技术革命会重塑什么，比如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产业形态的变化，什么样的产业布局和分工的变化。最近中央在“十四五”建议当中提出要使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高，它意味着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全球新技术革命对中国构建现代化的产业链供应链会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和冲击，这是需要我们去判断的。

我个人认为，产业形态现在有两个主要变化：一个是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另一个是产业融合，比如现在的媒体叫融媒体，传统的平面媒体等，与自媒体融合起来了。中国近些年提出来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叫新旧动能转换，新动能指什么？高科技、数字技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通信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新技术当中的一些领域、一些突破应用，它无疑会促使产业形态和增长动能发生一些新的甚至重大的变化。

还要注意，不能认为传统动能没有市场了。相反，传统动能如果用新动能去加以改造，它们形成一种新的融合动能，这种融合动能带来的扩散效应和福利效应可能比高端的新经济、新技术还要好。其实，运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很可能打破旧的格局，塑造一种新的格局和分工形态，包括产业组织形态、行业的分工形态、区域经济的分布形态。

中国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有雄厚的终端制造能力，比如电脑终端、手机终端，如果没有这样一些终端的制造业，信息化网络跟谁连接？这些新技术能否给大众带来广泛的福利，产生经济学所说的“涓滴效应”，还有技术经济讲的外溢效应？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被现在过于新潮的说法遮住了明澈的目光，这种透视力我希望高校能够保持住，而且让它继续深化。

全球化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是背后的技术动因，以及驱动资本的动因。在复杂的变化面前，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中央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有其深厚的技术经济原因，技术规律往往是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扭转不了的。但是技术规律也有它的局限，这里说的只是它的积极方面，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趋势。

趋势四：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将变中提升。

这意味着投资、贸易更加便利化和自由化。过去跨境投资中国更多是吸引外资进入，但现在越来越多是中国走出去跨境投资。现在跨境电商日趋活跃，无非就是资本的跨境流动。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电子商务跨境的流动，它带来更高的标准，过去主要是设备、机器、厂房的硬件流动，现在越来越多的是无形的要素流动，它带来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流动，它带来更多的新的便利化、自由化，也为投资贸易总量和内容、以及规范这些内容的标准、规则带来新的变化。

趋势五：人口、收入和市场格局分化重组。

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口增长及其中等收入群体增长。因为这部分经济体的人口年龄结构是年轻化的，在人口增长过程中，它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也就更加强劲。

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口红利仍然方兴未艾，尽管中国正在逐步削弱，但在中国的局部地区可能正在增长。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和成长会带来市场格局的分化，中国成为奢侈品的全球第一大买家，将来我们把国内市场发展强大以后，把这些购买力留在国内不就更好吗？海南的免税额现在放宽到一年10万元人民币，将来如果像香港那样没有购买额度的限制，就把国内高端消费能力留下了。看来，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收入、市场格局的分化重组，是我们判断未来商机的很重要的依据。

趋势六：粮食安全、能源变革深刻影响各国的发展战略。

这一点，最近两年的疫情让大家看得尤其清楚。很多年前我们国家就在研究国家安全问题，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主要指国防安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后来我们深入到非传统安全领域，包括经济安全、信息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乃至公共卫生安全，这几大安全越来越深刻影响各国以及我国的发展战略。疫情、逆全球化、孤立主义等都在影响着我们。中央为什么提出来“双循环、以内为主”？确实是深刻地分析了这样一些安全领域的重大变化和深远影响。

趋势七：国际金融趋向多元化。

这个趋势的成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不少国家纷纷应对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和美国金融霸权的挤压。人们清楚地看到，美国主观上越来越在强化它在全球的金融霸权，在客观上，美元作为结算工具、投资工具、保值工具和储备手段，都还是难以替代的。而这种金融霸权往往又和许多国的发展及安全利益发生冲突，为寻找规避风险的渠道和工具，不少国家纷纷实行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等办法，从而形成去美元化的现象。二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区域金融体系的自主性探索，也有去中心化的作用。三是由于互联网技术进步例如区块链技术所催生的去中心化。区块链技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分布式记账，有助于形成相对分散的小的金融中心，这也可看作新技术变革带来的产业形态和布局的微妙的变化。

比如说中国现在推行数字人民币，也可以借助区块链技术。我们在国际上积极发起和参与区域性自贸区，为数字人民币扩大了运用空间，也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进而国际化，形成国际金融体系中重要的主权货币，这是很有发展前景的。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当中逐步提升比重，虽然现在还相当弱小，但是这个发展趋势则是方兴未艾的。随着中国积极推进区域合作、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在国际金融体系当中，人民币就可能成为一种计价结算、投资、保值增值乃至国家储备的重要工具，从而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的多元化。

2．这种变局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面临的机遇：

一是有利于我们扩大对外投资、国际贸易和市场空间；二是有利于我们提升产业国际分工地位；三是有利于我们分享新技术革命成果，形成不对称突破和“变轨”赶超。我们要形成不对称的突破是应该的，形成“变轨”的赶超也是应该的，“变轨”可是主动的，这是很有意义的，对弯道超车，怎么样能够让它发挥主动性，避免被动，被人家给超过去了。四是有利于我们分享全球能源变革和绿色发展成果；五是有利于我们参与全球治理变革，提升话语权，维护发展权益。

全球治理变革也是最近几年国家高层一直在强调的，我们不要太被动地去接受什么，我们要主动地参与。包括2001年参加世贸组织，是我们根据自己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和国内外，我们主动参与这样一个进程。参与这个进程在很多方面会给我们带来被动的打压、严峻的挑战，这倒逼我们改革国内不合理的体制和政策，同时我们介入了就有介入的话语权，这是很形象的。

中国主动参与世贸组织，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主动地去倡导全球化、多边化，多边贸易体制就是我们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变革。刚才我们讲到国际金融的多元化，我们利用多元化、去中心化的趋势，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在一个个自贸区里面用人民币来结算、投资、保值。

我们面临的挑战：

一是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目前出现的公共卫生带来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它比外交领域带来的影响还要大。

二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国际竞争日益增强。因为我们介入的层次和领域都是越来越今非昔比了，所以我们现在感觉到为什么突然间，很多普通百姓说中国到处是敌人，实际上不是简单这样的问题，是我们参与的方位越来越全、层次越来越深，过去我们没有深层次你感觉不到，当我们深入了层次才感觉到了。

比如说奥巴马时期的TPP，它是把中国给排除在外的，它是想把WHO给否了。那么我们要不要介入这个TPP？它排斥我们，我们要不要介入？我认为我们仍然要介入。

我们中心的外经部专家跟我说，我们跟东盟签RCEP，当时东盟是10+3，现在10+6，这10+6里面，好多都在TPP里的，你说它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的贸易伙伴？

因为我们介入的层次越来越深了，我们方位也越来越全了。当我们不了解这些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那样的一些感觉，但是我们了解这些，我说我们当然要参与。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先一对一地高标准的贸易，我们学到的是最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自由化。所以说好像我们面临的打压多了，我们的对手多了，实际不是的，我们跟你谈的时候就把背后的玩意摸清楚了，然后我们再跟你高标准谈，你想想那时候我们是不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三是全球治理变革和经贸规则重构对我们形成倒逼压力。参与得越深，这些高标准的对我们的倒逼更加厉害，所以我们改革开放要更加主动，这个挑战是我们要认真迎接的。

四是外部环境多变趋紧，我们面临“战略安全困境”。经济、科技、国防实力提升，本来我们认为应该是好事，影响力越来越大，接受越来越广，但是我们反而引起的种种非议和遏制越来越多，这叫“安全悖论”。

最近我看到一个学者分析，说中国的产业升级，过去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来推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对外投资、对外贸易、承接别人的产业转移，但是这个是西方没有料到后果这么严重，他们也信奉比较优势理论，结果他们发现，把我们喂肥了，他们变得弱小了。

这给我们这样的承接产业转移的国家，后期的发展经济体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怎么在赶超的过程中，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我们要升级，它变成中低端了，它就要联手打压我们，那我们怎么样通过国际分工的格局、治理原则规则体系的变革，来使国际分工的利益让大家觉得能够比较公正地分享？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思考。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样一些变局的时候，我们如果一味追求自己的产业升级，尽管我们并没有主观恶意，但是这会带来全球分工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会导致这样一些非常负面的意识形态、经济理论和国际战略、国内政策的调整，因此这需要我们来认真加以分析和应对。

3．中国怎么加快创新？

一、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十四五”建议提出，坚持科技自立自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过去我们更多强调经济建设和科技要解决互不搭界的“两张皮”问题，现在中央强调科技创新要坚持“四个面向，”包括人民生命健康成为重大的导向，需要我们非常认真地理解和落实。中央还要求，强化战略科技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制约；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我觉得，自立自强、自主可控，从来没有如此严峻、如此分量重。

二、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

“十四五”期间，将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将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传统产业三个方面协同推动，新动能新增长点值得注意，主要包括中高端消费、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三、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

“十四五”建议强调，要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内市场。说明我们过去内需体系是不完整的，国内市场大而不强，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都是制约因素；生产、投资、流通、分配和消费诸多环节都还有不通畅的短板和堵点，真正有强大购买力的中高端消费者往往跑到境外去消费。完整的内需体系和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条件。所以要按照中央要求，把供给侧结构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结合起来，打通堵点，补齐短板，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四、坚持以制度创新引领、规范、保障技术创新。

应当清醒地看到，技术也有局限性，技术有自己的边界，不可能孤军突进，包打天下。如果以为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或许可以叫做“技术霸权主义”，就跟以为可以用经济学解释一切的“经济学霸权主义”一样。技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只能解决在它有效范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吴敬琏先生有一本书叫做《制度重于技术》，我是认同这个观点的，我认为要以制度创新引领、规范、保障技术创新，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如何以制度创新引领、规范、保障技术创新？我认为可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要有高标准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二是高水平、严格周密的标准化和规范体系。例如市场准入标准和行业规范等等，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和规范，混乱的市场是不需要技术创新的。三是高标准竞争秩序和市场体系，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四是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体制。例如，有了高标准的自贸体系，才能有高水平的开放，才能有效吸引新技术扩散和应用。

最后简单补充一点，几年前我在台湾交流的时候，台湾的一个部会首长跟我说，我们很惊讶，大陆怎么发展出那样大规模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在台湾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因为台湾对金融审批是极其严格的。我回答首先这是大陆敢于放开，鼓励发展普惠金融，监管也还在探索中。现在看来，随后我们的监管制度没有跟上，没有得力的规范和引领，所以我们就缺乏对它正规发展的保障。现在七个部委出手，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终于回答了我心中几年来的疑问，可见我们开始确实存在放开有余、监管不足的问题。我们要坚持以制度创新引领、规范、保障技术创新，千万不要让技术创新成为脱缰的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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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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