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1年6月1日,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关成华教授在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发表理论文章《推进教育公平 缓解教育焦虑》。
关院长建议,推进教育公平、缓解教育焦虑应从医治社会“心病”,合理引导预期和杜绝“贩卖焦虑”这三个方面切入,并提出了具有实操性的政策建议。现将全文分享,以飨读者。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提出,“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随后,中央深改委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指出减轻学生负担根本之策在于全面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并强调要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
从打击学区房炒作,到规范校外培训机构,一系列旨在缓解教育焦虑、推进教育公平的举措正在加快推进。
医治社会“心病”
近年来,“教育焦虑”问题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
教育焦虑,通常表现为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关注、对孩子升学的担忧。这些“焦虑”刺激了家长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助推了“学区房”和课外辅导产业的发展;而“学区房”、课外辅导的“野蛮生长”,则更加刺激家长的焦虑心态,让原本普遍存在的“教育焦虑”逐渐发展为群体的“心病”。
人在面临压力时会进入心情烦躁、坐立不安或紧张的生理状态,这便是焦虑,是一种常见的情绪反应。
身处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只要社会竞争和筛选机制存在,焦虑就无法被消灭。适度的焦虑更多意味着压力、动力和企盼,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常说的“教育焦虑”就是一种普遍且普通的社会现象,是父母对子女拥有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孩子未来的担忧和期待的一种体现。
合理引导预期
教育焦虑的内在成因来自于社会比较与心理预期。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需要通过与他人比较来定义自己智力能力等社会特征,通过“比较”来维持稳定和准确的自我评价,维护自尊和自我价值。
当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会产生一种被剥夺的负面心理体验。在教育过程中,家长们时常不自主地比较自己孩子与他人孩子的成绩,若其在某一方面逊色于其他孩子,难免会感到不满意和不舒服,教育焦虑便由此萌发。
心理预期则是另一个重要原因。为人父母者大都希望孩子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具体来说往往是考入好学校,从而找到好工作。长远期许被分解成了一个个小期望和阶段目标,例如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就读于更好的学校,考取更好的高中和大学。当孩子的成绩达不到期望时,家长就会担忧孩子的未来,进而试图通过购买“学区房”、上课外辅导班来实现期望。
教育焦虑的外部推力是社会筛选。从“985”“211”到现在的“双一流”,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其内部分化却十分显著,重点大学表现出明显高于非重点大学的教育回报。而能否进入重点大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业表现。多数家长都希望孩子能考取好大学,但现实中很多学生在中考环节就已“落败”,可能就此失去上大学的机会。高中教育甚至基础教育也存在明显的分化。地域间教育资源存在分配不均现象,而即使在教育资源优势地区,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往往也集中在固定几所中学。不仅学校间存在分化,学校内部也有实验班和普通班之分。环环相扣,对家长来说,落下的每一环都意味着他们对孩子的长远预期更难以达成,从而不断拉长家庭的教育投资链条。
家长面对教育焦虑,最普遍的解决途径是让孩子参与课外辅导,以提高学习成绩和竞争力。当补习成为常态时,家长便会寻找不同的方式,让孩子参加更多、更贵的辅导班,希望孩子在各方面拥有比较优势。孩子报班时的年龄也越来越小,教育的竞赛从中学拓展到了小学甚至幼教。不断升级的竞争模式令父母和孩子疲惫不堪,这种需求带来的结果是校外辅导类型越来越多,课时费和学区房价格越涨越高。水涨船高的教育费用最终使得一些家庭望而却步,教育投资也成为了一种筛选机制,进一步加剧了家长们的“教育焦虑”。而一些家长只关心孩子的分数是不是比别人高、证书是不是比别人多,疏于情感上的沟通,造成了家庭关系紧张,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发生。
杜绝“贩卖焦虑”
剖析教育焦虑成因,首先应认识到,只要社会竞争和筛选机制存在,教育焦虑便在所难免。个体、学校以及有关机构应避免泛化和滥用教育焦虑概念,不应刻意营造焦虑,更不应该渲染、夸大、制造焦虑,借助“贩卖焦虑”谋取私利。
家长首先要有良好的心态和正确的认知,既不要被焦虑绑架,也不要寄希望于彻底消灭焦虑,应该把这份“焦虑”转变为适度的动力。家长要意识到学习可以是快乐的,但绝不是轻松的,要坦然面对学习的负担和孩子在学业上的表现,不要盲目跟风和攀比,也不要因一时预期不及要求便过分担忧,要冷静理性判断,建立良好的家校沟通机制,与孩子一起找到适合自身的学习方式。
针对助推教育焦虑情绪的校外培训乱象,规范发展是当前阶段校外培训治理的施策方向。中央深改委会议指出,“义务教育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中小学生负担太重,短视化、功利化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校外培训机构无序发展,‘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现象突出”。
目前,“减负”“禁止校内有偿补课”等要求已和“不得不加强学习”“参加校外培训”的现实需求形成了对立。对此,一方面应不断完善主流教育制度体系,提高学校教学质量,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尤其是要推动评价体系改革、促进学校教育提质增效、鼓励多元化教学内容发展;另一方面要尽快建立教育监管部门、培训机构、学校和家庭等多主体间的协同治理机制,以治代管、以疏代堵。要差异化、精准化施策,遏制校外培训行业一些不良问题的同时,更应引导其健康发展,使其成为主流教育的有益补充,为终身学习体系构建和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本文刊载于2021年6月1日《大众日报》理论周刊·论丛,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获取文章链接。
编辑:陈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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