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我国科学家的重任

      建国70年来，中国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对科建学技术投入了巨大资源，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科研经费投入每年都大幅度增加，2018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达到近2万亿元人民币，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但是我们的成就与投入的资金、所拥有的人才资源仍不相配：我们的科学家少有足以获得诺贝尔奖的突破性创造；大量关键性科学技术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日益增加，尽管在一些项目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或国际先进水平，但是，不管是在原创性的理论，还是在重大技术的突破，都鲜见中国人的身影。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从是否应该鼓励科学家创业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浅见：

一、不应该提倡科学家创业

      科学家一般可以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基础应用研究和工程技术开发等几大类。对前两类科学家，应该提倡甘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鼓励他们潜心研究。真正有意义的科学成果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获得的，这需要有远大的志向和坚定的意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耐得住寂寞，坚持不懈的追求，不求名利，专心致志做学问，而且也不要指望他们的成果立即转化为商业价值。

      获得2017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院士一生钻研火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侯云德院士与病毒斗争了半个多世纪。至今能够站在国家最高领奖台上的每一项成就都是经过几代科学家、数十年积淀而来的。

      对于应用技术或工程技术研究的科学家，待他们的成果能够达到商业开发的程度，也不宜鼓励他们亲自创业，应该鼓励他们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但是一定要保护其知识产权，以科学顾问等身份从旁进行指导，以咨询的方式参与，并可通过企业股份等形式兑现他们的利益。

二、营造科学研究的生态环境
      科学研究有其自身规律，欲速则不达。我们应更加尊重科学规律，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全心全力投入而无后顾之忧。
      为此，必须从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资金保障、科研环境和条件、评估体系、社会舆论和创新的文化氛围等各个方面，形成有利于科学研究的生态环境，以支持并培育我国的科学家队伍，并从全世界吸引高端人才。
      比如，改变政府主导科学研究和创新的局面，全面探索有利于发明、创造、创新的体制机制，探索稳定支持基础研究的机制等。以我国目前的文化氛围为例，为什么“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中国不及美国的一半，也不及OECD国家的均值？比起富人来，知识和知识阶层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精神鼓励科学家增加责任感，而不应该干扰他们，“科学家明星化”等新的社会现象，更是值得警惕的。

三、创业乃至管理企业是完全不同的学问
      再伟大的科学家也不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企业，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科学家和企业家或者创业者是追求的目的、对社会贡献的方式和工作方式全然不同的两个群体。企业的经营管理是与科学研究完全不同的另一门艺术，成功的企业并不等于“科技成果与资金”的简单相加。成功的企业家还应该是优秀的软技术专家，玩好创造价值的不同范式。众多的例子表明，科学家创业成少败多。因为术业有专攻，如果让取得了一定成果的科技人员都直接去创业，很可能会两败俱伤。

四、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我国科学家的重任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的是系统的解决方案，包括观念的转变，以长远未来研究作为基础的正确的战略选择和导向（战略创新）；破解软环境的九大挑战，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从决策层、企业界、学界乃至全社会），实现体制/机制/制度/文化环境方面的全面创新；采取多种措施提高技术转移效率（包括帮助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走出自主创新之困境）；最终使得先进的相关软硬技术转变为产业的核心技术，达到与时俱进地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各行业转型升级的目的。
      在这个系统中，科学家的责任和贡献，特别是对基础研究方面的贡献是整个系统得以实现和可持续的基石。然而，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基础性研究的薄弱是制约我国原创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我国仍缺少推动学科发展的重大科学发现，鲜有能引领产业变革的原理性突破，缺乏破解制约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的知识积累，领军人才欠缺等。这与目前的经济规模是不相称的。
      基础研究作为历次产业革命的先导，在发达国家，均被视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以占研发总投入15%—20%的强度给予支持，而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一直仅占研发经费的5%。
      如果我们不及时反省，仍然追求低成本的跟踪模仿型创新，长此下去，创新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的创新将会停留在小打小闹的基础上。追其根源，与当前学术成果评价机制、浮躁的学术风气、急功近利的商业环境、追求金钱的社会风气等都难脱干系。
      建设创新型国家，亟需大量的科学家聚焦原始性重大创新、引领性前瞻研究，挑战那些风险大、周期长但能带来重大突破的课题。为此，必须首先解决支持基础性研究的机制问题，包括中央、地方和企业共同支持基础研究的投资结构。

 *本文作者白英，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国际研究部主任。文章首发于《科技与金融》2018年9月刊，内容经整理，欲了解文章详情，请联络cistds@cistds.org.cn。

编辑：文艺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