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北京创新驱动发展模式

在经济全球化和人工智能社会的今天，真正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蓬勃发展的数字信息技术。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并成为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展的重要动力。数字技术推动了经济革命，产生数字经济。

当前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中，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开放知识为基础、以技术创新为推动力，从传统的制造、管理、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人工智能、科学研究、政府宏观调控等新兴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随着我国新经济的快速发展，2017年，我国已经成为数字经济（PC端网民和移动端网民数量）用户规模第一大国。因此，北京作为我国首都应把握数字经济这一历史契机，加快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对于北京乃至全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必将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数字经济驱动地区创新发展的模式研究

基于我国不同地区数字技术和资源的特点，从数字经济创新链条角度研究，可以分为三大创新发展模式。

第一类是引领模式。该种模式内数字创新资源丰富，高校、科研院所和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平台、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企业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企业众多，高层次数字技术人才充裕，基础设施完善，处于数字经济创新链条的高端，主要以研发、溢出和带动为主要形式。

第二类是转移模式。这类区域数字创新资源和要素相对缺乏，常常临近创新资源和要素丰富的地区或特大城市，具有良好承接数字创新要素转移和成果转化的地缘优势，处于数字创新链条的中端，所以，该种模式以孵化、应用为主。

第三类是提升模式。这类区域拥有良好的投资区位和环境，处于数字创新链条的低端，随着大规模的数字技术、人才、资金流入，企业成为实现数字技术转移、促进数字技术溢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有效载体（见表1）。

二、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测度

（一）北京数字经济发展规模

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数字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众多数字技术企业云集为北京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高层次创新人才资源也为北京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障。

本文主要根据1993年版SNA，将类似非数字产业中的数字活动列为辅助活动（企业内部为其各种生产活动能够顺利进行而创造条件），虽然SNA没有为辅助活动提供针对性的算法，但是估算和记录辅助活动是有必要的。

因此，本文对于北京数字经济规模测算将包括数字经济辅助活动，可用公式表示为：

本文拟从非数字产业部门对数字产品及服务的中间消耗占总消耗的比重来确定非数字产业中数字辅助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即：

这一方法的运用主要包括两个数字经济运行假设：第一，所有非数字部门中数字产品投入与非数字产品投入对部门增加值的贡献是无差别的；第二，属于同一行业部门的非数字部门在投入产出结构上是同质的。然后，使用最新北京投入产出表（2012）对北京数字经济规模进行测算。首先将5个数字产业增加值进行累加，得到北京数字产业部门总价值为3395.9亿元，占当年全国数字产业部门增加值的11%；其次，利用公式2计算出数字辅助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为1192.8亿元，占全国数字辅助活动所创造增加值的0.08%；最后，利用公式1计算北京数字经济总规模为4588.7亿元，约占2012年北京GDP的26%，数字辅助活动创造的增加值占北京地区总增加值的81%。

通过数据显示可见，北京自身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潜力，但是，北京作为我国首都，数字产业发展增长速度仍有待提高，发展规模占比较小，对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引领作用仍需进一步增强，整体来看，北京数字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见表2）

（二）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目前，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是人均信息消费水平。由于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本文用人均通信数据代表人均信息消费，通过数据显示，近10年来，北京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了近2.2倍，人均数字消费水平提升了1.3倍，但是数字消费占人均消费的比例却减少了约0.5倍，可见，居民消费中用于数字消费的比例逐年减少（见表3）。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尚处于数字和智能社会的初级阶段，2015年北京居民消费支出中30%用于居住性支出（见图1），全国年人均信息消费（包括信息技术消费和通信技术消费）只有300美元左右，不到美国的1/10。

因此，2016年出台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要求2020年信息消费总额达到6万亿元，人均信息消费约700美元，这也仅仅相当于巴西2014年的信息消费水平，所以，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三、北京数字经济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分析

（一）数字经济下的产业选择

数字经济是利用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为全世界的个人和组织提供全球化的数字平台，帮助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从狭义上看，数字经济包含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从广义上看，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包含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发展，还包括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可以被数字化的其他产业和领域，例如娱乐业（音乐、游戏、影视等）、出版业、物流运输业、传统工业与军事工业等。

从技术角度来说，数字经济是利用数字技术、思维和平台等助推各行各业发展，从产业角度来说，数字经济既是传统行业网络化、数字化，又是数字产业同制造业、金融业等传统产业进行全面的、深层次的跨界融合。

数字经济对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具有巨大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传统行业的影响呈现过程科技化、市场全球化、交易无形化、竞争完全化等特征，数据流动已成为传统行业发展的新动力与引擎，并且促进传统行业的升级与经济转型（见图2）。

（二）引领和转移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数字时代之前的工业时代强调的是规模经济，即单一产品生产规模扩大而使得产品平均成本下降的一种经济模式。而当今数字经济强调的是范围经济，是在各种资源共享的条件下，各个组织之间协调分工，带来比自身发展更大的经济效益。

我国各地区之间产业结构、数字资源禀赋和创新资源分布等存在较大差异，决定了北京作为首都的独特区位环境优势、科技创新资源、数字资源等优势，使北京有条件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经济创新高地，同时，虽然北京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但是相比我国其他地区，北京仍是数字技术和产品的发达地区。

所以，我们认为，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推进，北京可以通过孵化和应用的方式，首先将数字技术转移到附近的津冀地区，带动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而后通过研发和溢出方式，将数字技术渗透到全国其他地区，起到引领和带动的作用，最终促进中国数字创新链条从低端走向高端（见图3）。

四、研究启示

工业时代的劳动、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是四大生产要素，到了数字时代，数据则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有统计显示，数字经济未来几年将占到全球经济的22.5%，到2020年，将产生超过44ZB的数据。

面对大数据的到来，各国纷纷出台应对数字经济的国家战略，英国出台《数字经济战略（2015—2018）》，目的在于建设数字化强国；德国发布“数字战略2025”，“明确了德国制造转型和构建未来数字社会的思路”；日本则提出“建设超智能社会”，将网络的虚拟空间和现实社会空间协同和融合。

我国最新发布的《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数据和知识已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将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数字技术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电信、各大国有银行总部、互联网新贵等云集北京，为北京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奠定了坚实发展基础。

北京拥有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一大批高等院校，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所属院所为代表的一大批国家科研院所等，丰富的高层次创新人才资源也为北京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障。

因此，北京应把握数字经济这一历史契机，充分利用共性技术（硬件技术、大数据、计算智能、模式识别、机器学习）和智能技术（感知识别、认知计算、知识工程、智能控制、人机交互、协同系统），大力发展重点数字领域（虚拟机器人、智能金融、政府决策、电子商务、智能交通、智能城市、互联网信息、社会治理、教育、网络安全、虚拟现实、科学研究、知识自动化和无人系统等），加快传统产业和推动新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打造智能社会。

*本文摘自《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18》，作者由雷，李修全。

编辑：笑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