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点】孵化器，也需要被孵化

孵化器洗牌

       作为创新创业的风向标，孵化器在“双创”风潮下野蛮生长，喜忧参半。

       创业本是件艰难的事儿。初创企业大多时候处于盲目状态，于是便将创业的第一站放在能提供各种资源和服务的孵化器里，希望能降低成本，并解决企业发展中的一些“疑难杂症”。

       艾媒咨询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选择孵化器时，近七成创业者考量的第一因素是融资资源，其次是政策优惠（65.3%）和人才聚集（54.5%）。

       然而，目前国内大部分孵化器干的是“掮客”的活儿，主要提供低成本的办公服务，管理服务水平和整合资源的能力严重不足，盈利也仅靠房租或政府补贴，毫无商业模式可言。更有甚者，以“孵化项目”之名招揽大批初创企业，以应对政绩指标。

       孵化器并非空间，拼的不是环境舒适，而是生态搭建。“二房东”模式没有核心资源和连接能力，被“洗牌”是早晚的事儿，对整个生态而言，“洗”得越早越好。

       盲动的参与者离场了，沉淀下来的是具备生态圈的“正规军”，只有他们才能担当起优化和提升孵化器质量的重任。

       孵化器在孵化企业之前，不妨先“孵化”好自己。

来自京津冀的创客在天津宝坻京津新城众创特区的众创空间交流讨论。

第一家孵化器的诞生

       故事还要从一家倒闭的工厂说起。

       1956年，美国纽约贝特维亚大型农用机械设备制造商、当地最大企业——马赛哈里斯公司宣布倒闭，留下26栋大楼，建筑面积达85万平方英尺，随后由曼库索家族创办的曼库索商业发展集团，于1959年出资18万美元买下，并成立贝特维亚工业中心。

       曼库索家族最初的设想是吸引四五家大公司入驻，他们为此还派出“家族代表”约瑟夫·曼库索担任副总裁。

       然而，约瑟夫·曼库索在经营中发现，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租得起这么大的工业厂房，也很难重振这一地区的商业活力。与此同时，他发现中小企业正在逐步兴起，而它们往往缺乏资金和场地。

       于是，约瑟夫·曼库索将大楼分割成诸多单元，以较低价格分别租给不同的小企业。入驻企业除了能共享办公场地，还能享受专业化的增值服务，如获得贷款、融资等服务，从而降低企业创业风险和成本。

       效果很快显现，不久便有4家企业入驻。这之中，蒙特霍普养鸡公司是最早入孵的企业之一。1960 年，这家公司租用了8万平方英尺办公场地，大部分面积用来饲养小鸡。正是从小鸡孵化中得到了灵感，约瑟夫·曼库索将这种为小企业提供孵化的经营模式，命名为“企业孵化器”，贝特维亚工业中心也因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家孵化器。

       看到贝特维亚工业中心的发展，美国政府逐步意识到孵化器对助推中小企业发展，重振经济和缓解失业的重要意义，便决定大力发展孵化器。

       1980年，美国孵化器数量还只有12家，到1995年便高达750家。有统计数据显示，到1998年为止，美国孵化器共孵化了约1.9万个企业，并提供了24.5万个就业机会，为美国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

“骑着自行车来开着汽车出去”

       就在美国孵化器发展得如火如荼时，孵化器之风也吹到了大洋彼岸的中国。

       只不过，两者产生孵化器的背景有点不一样。

       1984年，在全世界掀起新技术革命浪潮的背景下，国家科委（科学技术部）提请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科学园区和孵化器的有关优惠政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但当时具体应该如何操作实施，无人知晓。

       “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要兴办科技企业，但当时注册高新技术企业，创业者必须挂靠国有和集体企业作为自己的主管部门。”原武汉市科技与人才交流中心主任、武汉科技企业孵化器协会名誉会长熊兆铭对《支点》记者说，“这些主管部门被称作‘婆婆’，没有他们主管的企业不能办工商执照。”

       “这就有一个问题，这些‘婆婆’对企业常常是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要管，导致‘婆媳关系’矛盾不断，严重影响了企业发展。”熊兆铭进一步补充说，“我当时所在的武汉市科技与人才交流中心第一批就主管了36家企业，这么多企业的经营我们都不懂，哪里管得过来啊！”

       经过研究，武汉市科委（武汉科技局）认为，武汉科教资源丰富，科技人员“下海”热情也较高，1985年民间兴办的科技企业多达200多家，应该突破现有体制鼓励科技企业发展。

那么，解决之道在哪里？

       “借鉴美国孵化器的发展经验，创办适合我国国情的科技企业孵化器。”熊兆铭回忆说，“当时想的是，这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但又可以代替政府行使一些职权，还可以成为创业企业的主管部门，但是这个主管部门应该是‘保姆’，管理办法是‘无为而治’，宗旨是为企业提供办公基础设施、行政工商、政府补贴、信贷融资等服务，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于是，1987年6月7日，经武汉市科委批准同意，我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后更名为“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正式成立，武汉市科委拨款8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并安排了40万元新技术基金作为在孵企业的扶持资金。

       在这里，创业者除了能共享办公场地和设施，若要办理工商执照、调动人事档案、进行贷款融资、申报政府项目支持等都有专人服务。一时间，科技创业者热烈追捧，当年就有6家企业入驻。第二年又有21家企业入驻，总产值达1400万元，创汇20万美元。

此后，楚天激光、高德红外、凯迪电力、三特索道、武汉凡谷等企业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当初骑着自行车来这里创业的人们，最后大多数开着汽车出去。”这是当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此期间，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开始着手建立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可行性研究，研究报告认为可在武汉、天津、广州、深圳、上海、西安等全国有条件的地方，建立类似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的科技企业孵化器。1988年8月，我国决定实行专门为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而设立的“火炬计划”，并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科技企业孵化器。

       就这样，以“政府主导、财政投入”方式建立的各种各样的创业中心、大学科技园、海外留学生创业园等科技企业孵化器，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此后，随着政策的放开以及对孵化器的深入认识，一些社会资本也开始自发投入孵化器的建设之中。

       到2010年底，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有896家，在孵企业56382家、总收入3329.5亿元，累计“毕业”企业36485家。

建立创业生态圈

       不过，孵化器在我国的全面爆发，要以2011年为起点。

       那时，有业内人士发现，孵化器提供的一些办公基础服务、相关行政服务和补贴服务，已不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求。很多创业者还会遇到品牌管理、市场拓展、资金短缺等方面的困难，且需要孵化的企业并非仅有科技企业，很多其他行业的中小企业也需要孵化。

       当年，北京中关村西区出现了一家以创业和投资为主题的咖啡厅——车库咖啡，创业者只需点一杯咖啡，就可享用一天的免费开放式办公环境。这很快吸引了大批草根创业者，他们不仅可以享受价格低廉的办公环境，还能与其他创业者一起交流想法；有时还能碰上风险投资家，若运气好的话很快就能拿到投资。

       紧接着，各种类似的咖啡厅，以及以优客工场为代表的联合办公等众创空间开始层出不穷。特别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出后，这些众创空间将服务进一步延伸，不仅有了单独的联合办公场地，还具有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各项行政事务代办和自我投资功能，更有培训咨询、市场营销、人才招聘、投融资对接、资源整合等其他服务。

       “众创空间的出现，使得孵化器的发展更为繁荣。”优客工场创始人兼董事长毛大庆对《支点》记者说，“他们不仅丰富了孵化器的内涵，更促进了一些科技企业孵化器升级。”

       熊泉浪创建的武汉梦软科技有限公司，于去年10月入驻了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最初，他将公司定位为做大学生问卷调查。不过，在与孵化器对接的投资人深入沟通后，他才发现这个市场早已有巨头存在，自己服务的对象又局限于大学生群体，较难做大。投资人认为他所从事的行业本质上属于软件开发行业，他们手中刚好有一些银行、保险公司存在系统软件开发的需求，而且数量还不少，他们建议熊泉浪专门做这个。听从这个建议之后，熊泉浪的公司果然拿到了不少订单，投资人随后也表示出了入股兴趣。

       刘德珩创立的武汉聚芯微电子有限公司，在去年入驻了另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一家专注微电子的孵化器。他欣喜地发现，自从入驻后，企业的市场资源一下子丰富了好多，孵化器为其对接了高德红外、华星光电等多家客户。他还在这里拿到了天使轮投资，下一轮融资也在洽谈中。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如今很多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创新型孵化器，都在以往孵化器的基本功能上，拓展了更多增值服务。”资深孵化器专家、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颜振军对《支点》记者说，“大家都在强调注重创业指导、投融资服务、资源对接等创业服务生态圈的建立。”

“洗牌”即将开始

        如今，我国已有4298家众创空间创新型孵化器，3200余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器数量居全球第一。

        “这只统计了登记备案孵化器的数量，实际数量要大得多。”颜振军认为，国内创业热度不减，未来这一数字还会继续扩大。

        这就引发了一个担忧，孵化器的数量是不是太多了？

        熊兆铭对此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孵化器存在重复建设问题，“洗牌”即将开始。

        不过，在颜振军看来，从日均新增1.4万家企业的数据来看，行业内还需要更多孵化器。但他同时表示，尽管现在很多孵化器都在提打造创业服务生态圈，真正落到实处的孵化器却没有多少。

        毛大庆更是对《支点》记者直言，这样的孵化器在国内还不到20家。

       “大家都在提，却没有做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资源不够。”颜振军说，“但至少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要往这个方向发展。”

        那么，解决之道在哪？

       “创业者需要的服务各式各样，都靠自己做，并不现实，关键是要整合资源，建立社群关系。”毛大庆说，“比如，除了引进第三方服务机构入驻孵化器，还可以通过投资各类服务商的方式为创业者提供服务。”

       “此外，孵化器之间也可以互相合作。”武汉华工科技企业孵化器副总裁李迪对《支点》记者说，“每家孵化器的资源都不一样，你有的我没有，我有的你也没有，一些资源其实可以相互置换，这样更能促进孵化器行业的整体发展。”

       “事实上，孵化器之间的合作远不止于资源置换，孵化器没做好还有一个原因是欠缺运营孵化器的人才，所以做得好的孵化器还可以在人才培养和输送等方面合作。”颜振军说，“孵化器在孵化企业的同时，也需要被孵化。”

 来源：《支点》杂志2017年4月刊    编辑：于悦

注：颜振军系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