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城市文化传承创新的“三字经”

著名城市规划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曾在其经典著作《城市文化》中提到，城市既是人类解决共同生活问题的一种物质手段，又是记述人类共同生活方式及其所孕育文化的一种象征符号。

纵观中外城市发展史，无论是快速城镇化发展阶段还是城市存量更新时期，是否能够保持城市文化传承赓续？是否能够更好地推动城市文化创新？都是影响和评价城市发展质量、城市生活品质、城市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作为美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发源地，波士顿拥有众多历史文化遗迹，承载了许多经典的美国“建国故事”，其市区内的“自由之路”（Freedom Trail）更是久负盛名。近年来，我在国内参与了不少城市更新和文化发展的项目，四处调研交流，也形成了一些心得体会。

通过此次访学，也希望能够多了解一下美国城市文化传承创新的情况，为以后的研究工作做些积累和准备。所以，访学期间，我有计划地或单独或陪同师友，多次前往这条长约四公里的历史走廊，并尽可能到相关档案馆和博物馆了解沿线历史遗迹的详细背景，对“自由之路”的文化传承创新故事，经历了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并对如何促进城市文化传承创新形成了一些简单的体会。

一是“保风貌”。

城市文化能够被记忆和感知，很大程度上在于其物理形态的遗迹是否能够得以整体保存并充分展现。波士顿“自由之路”始建于1951年，由一条红色的砖道连接而成，囊括了市中心17—19世纪的16处重要历史古迹。初看上去，“自由之路”沿线上的建筑与欧洲大陆城市更为悠久深厚的历史相比并不突出，单体建筑的风格也没有特别恢宏壮观。但只要沿街漫步其中，很快就会有一种“沉浸式”的别样体验。

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线串点”的设计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城市历史风貌的整体性。如果我们仔细浏览地图可以发现，实际上波士顿的历史遗迹呈点状分散在城市各处，许多历史地标本身是相对“碎片化”的，缺乏自然集聚的特征。

而“自由之路”的设计主动规避了这一直接影响文化感知的问题。创造性地用一条红砖步道串联了这些历史地标，通过细致的线路设计和标识，将教堂、公墓、公园、码头、名人故居和历史标记等形成了联动效应，从物理上形成了相互联系的城市文化遗迹群落，并集中加强了居民和游客对历史文化事件的心理认同。

另一方面是“原汁原味”的保护更加突出了城市历史风貌的真实性。与一些城市热衷于“修旧如新”“推倒重建”相比，波士顿“自由之路”上的历史遗迹显得更加陈旧和沧桑。这些被展示的遗迹，除了必要的保护和修复外，大多数几乎没有任何重新创造或重建，这不仅为我们接触和认识城市历史文化，提供了直接和真实的感受窗口，也有助于实现历史遗迹和城市记忆的高度融合，凸显城市特有的文化底蕴与品牌形象。

二是“融古今”。

城市文化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演进的过程。回溯历史，波士顿是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最大的城市和重要的经济中心，其自身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也非常迅速。在这一进程中，一些重要的历史遗迹也曾被拆除。

如在“自由之路”线路范围内，位于马萨诸塞州议会大厦左翼的约翰·汉考克的宅邸就在其中。约翰·汉考克是美国开国元勋，曾担任过大陆会议主席、马萨诸塞州两任州长。由于他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的华丽签字，至今在美国“John Hancock”还是亲笔签名的代名词。他的宅邸的拆除被视为是波士顿文化的重要损失。痛定思痛，波士顿社会各界开始重新审视城市文化与城市建设和改造的关系。

其中很重要的组织措施之一，就是于1964年成立了自由之路基金会，致力于支持历史遗迹的保护、修复和资本项目，最大限度地减少或减轻波士顿珍贵文化遗迹被人为损坏的不利影响，并通过各种旅游服务和活动、教育计划以及营销和公共关系工作来推广和帮助保护自由之路。

同时，“融古今”并不意味着一味求“古”或“厚古薄今”。就波士顿而言，更多的是在“融”上着手，避免因古今建筑形态、风格、色彩、空间分布等的割裂，造成城市文化的隔离和断裂。其中，特别注重加强城市宏观规划与微观区域设计，通过城市整体规划和社会广泛参与，促进历史文化遗迹与城市干道、滨水步道、商业街区、居民社区等其他景观带自然衔接。

同时用口袋公园、名人雕塑、文化标识等，做好波士顿城市文化景观系统的“微链接”，提升城市文化的可达性和可接近性。通过这些举措，既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现代景观对传统文化遗迹的视觉压迫与冲击，也为现代建筑增添了更加浓厚的文化色彩，展现了波士顿在历史进程中蓬勃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今天，当我们从市中心的美国最古老的公共公园——波士顿公园走到查尔斯顿的邦克山纪念碑时，整条“自由之路”上的历史遗迹与新的城市景观并无太多“违和感”，更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是在时空中穿梭，感受历史与现代文化的交错与交融。

三是“赋活力”。

城市文化传承创新的关键在于释放和激发文化的活力，要使历史文化走入城市真实的生产生活中。“自由之路”作为波士顿最著名的文化品牌之一，1953年时每年就有4万名游客参观游览。目前，“自由之路”每年吸引了超过400万名的游客，并为波士顿酒店、旅游、餐饮和教育等领域创造了众多就业机会。

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和“自由之路”发展的定位高度相关。其在建设之初，就明确了服务对象的双重属性，既服务外来游客，又服务常住市民，让所有被服务的目标群体都能够感受波士顿文化的魅力并通过城市文化的发展获益。

“自由之路”沿线各类业态交错分布，并在部分历史建筑中也植入了现代服务功能。这些围绕市民生活、旅游休闲等实际需求的各类特色小店、餐厅、咖啡馆汇聚着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为传统的文化遗迹注入了新鲜血液。

例如，“自由之路”上建于1718年的旧街角书店，曾经容纳了许多书商和出版商，出版过梭罗的《瓦尔登湖》、霍桑的《红字》、朗费罗的《保罗·里维尔的午夜骑行》、奥尔科特的《小妇人》、比彻·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等大批名著，现在就是一家具有浓厚文化气息的餐厅。

再如建于1742年的法尼尔厅与昆西市场，历史上就是会议演讲和购物消费的地方，目前仍然沿袭了这些功能，汇集了大量本地商店、街头艺人、顶级餐厅、休闲酒吧，成为了区域重要的娱乐、购物、休闲枢纽之一。

我们看到的“自由之路”，不是依靠“硬规划”圈出来的单纯针对外来游客的文化体验区或有运营时间的景区，而已经成为了充满活力的城市组成部分和复合功能体，其展现出的勃勃生机和持续燃起的人间烟火气，使得其历经沧桑却仍然保持魅力。

*本文作者赵峥，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委派，于2023—2024年前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学半年。

编辑：陈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