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人口红利快速消失。提高志愿服务的居民参与率，可有效补充市场劳动力短缺，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时间是志愿服务的最重要投入资源，但时间如何影响参与率，已有研究并未形成一致结论。研究基于Becker的时间分配理论，并根据志愿服务的性质特点，将居民时间划分为三类：工作时间、生活时间和自由时间。利用“中国真实进步微观调查CGPiS2016”北京市入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logit二值选择模型，在控制其他常规变量的前提下，具体研究不同类型时间对居民参与志愿服务概率的影响。
志愿服务的居民参与率，是体现志愿服务发展水平的关键要素，也是反映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如何提高居民参与率，成为许多国家同一国家和地区普遍面临的挑战。
欧洲2004年“健康、老龄化和退休调查”显示：总体来看，在5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志愿服务平均参与率为10％；但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荷兰、瑞典等国高达20％，而希腊、西班牙等国则只有3％左右。
同一国家和地区，志愿服务参与率也会大幅波动。1965到1993年，美国劳动年龄已婚妇女的志愿服务参与率，就从16.4％下降到9.3％（Tiehen, 2000）；21世纪初，瑞士的志愿者数量大幅减少，40％的体育俱乐部难以招募到长期志愿者，其中10％的俱乐部因此难以为继，并且类似问题在其他国家也广泛存在，如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等（Schlesinger and Nagel, 2013）。
研究哪些居民更有可能成为志愿者，有助于准确定位志愿者的目标群体，也有助于改善相关条件，吸引和鼓励更多居民参与。从经济学观点看，志愿服务是志愿者为实现个人或家庭效用最大化，对时间与经济等有限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结果。就志愿者个人而言，相比经济成本，志愿服务显然更需要时间投入，是典型的时间密集型活动（Clainand Zech, 2008）。因此，时间分配应该是分析志愿服务参与问题的最关键要素（Halllmann, 2015）。
本文基于相关理论和志愿服务性质，将居民个人的全部时间分为三个部分：工作时间、生活时间和自由时间，重点研究不同类型时间对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以Becker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创了“新家庭经济学”（Mincer, 1962; Becker, 1965; Becker, 1960）、“时间分配理论”（Becker, 1965）等。相比其他方法，这一经济学方法基于效用最大化假设，探讨人们如何分配有限的时间和经济资源，有利于更加深入准确地分析和预测人们的选择（Cawley, 2004; Humphreys and Ruseski, 2006）。７０年代中期，时间分配理论被引入到志愿服务领域（Muller, 1975）。
研究时间分配，需要对时间进行合理的分类。在现有文献中，大多沿用Becker的分类方法，即分为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闲暇时间）（Freeman, 1997）。根据Becker等人的观点，影响时间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时间的机会成本。Becker及其以后的很多研究者，通常将工资率设定为非工作时间的机会成本。工资率上升会产生替代效应，即时间的机会成本增加，人们会增加工作时间而减少非工作时间；反之则反。
就研究方法看，相关文献主要使用logit或probit二值选择模型（Leee et al., 2008; Pho, 2008）。 为了更好地反映志愿服务的特点，并准确呈现相关时间的影响，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志愿服务进行性质分析，并据此对其所用时间作进一步细分。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不仅在需求上分出层次，而且满足这些需求也大体有个确定的次序，通常是按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Maslow, 1943）。同样，时间作为个人满足需求的稀缺资源，在各种活动中的分配也存在先后顺序。
本文将个人时间分为三个部分：工作时间、生活时间和自由时间。工作时间是人们为赚取经济收入所用的时间，主要包括工作、加班、兼职和通勤的时间；生活时间是人们为维持本人及家庭正常生活状态所用的时间，主要包括睡眠、照顾家人和做家务的时间；其余是自由时间，即可供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
与已往的分法相比，这一分法可以起到三个作用：一是进一步缩小志愿服务的时间范围，有利于更加准确地收集数据、深化研究和推进实务；二是相比工作时间主要涉及就业群体，生活时间与自由时间适用于全体居民，有利于全面评估和预测居民的行为；三是将生活时间与工作时间同等处理，并与自由时间明确区分，更加合理地反映了照顾家人和家务劳动的性质与功能。
本文数据方面，主要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组织的“中国真实进步微观调查（CGPiS）”。该调查的实施时间为2016年7-8月，内容为样本在过去一年中，工作、生活、家庭、时间分配、参与志愿服务等情况。本文选用该调查中的北京市数据。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基于居民个人时间的分配，探讨不同类型时间对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工作时间对参与概率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生活时间的影响为负且显著，若每周增加1小时，参与可能性会减少0.7％；自由时间的影响为正且显著，若每周增加1小时，参与可能性会增加0.7％。同时，“接受过志愿服务”及“家人中有志愿者”两个因素，均对居民的参与概率产生稳定的积极影响，表明志愿服务有着显著的正外部性。
根据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第一，减轻居民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增加其自由时间，有利于提高志愿服务参与率。减少工作时间本身未必能促使居民参与志愿服务，但是会因此增加自由时间，从而改善了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条件。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随着技术进步和家务社会化程度提高，人们做家务和照顾家人的时间会逐步减少，这对于提高志愿服务参与率是有利的。第二，工作单位开展组织动员，能够有效促使员工成为志愿者。 这是北京志愿服务的客观现状，也是一个明显特点，应注意保持和发扬。但是从长远来看，为了进一步扩大志愿服务的社会基础，增强发展的均衡性与可持续性，还需要大力开发民间的志愿服务资源，鼓励和支持居民自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第三，由于志愿服务存在着显著的正外部性，应注意扩大志愿服务惠及居民的范围，同时鼓励志愿者在自己的家庭中发挥积极带动作用，并加强吸引家庭中没有志愿者的居民参与志愿服务，这样将有利于快速提高志愿服务的参与率。
*本文作者关成华、张佑辉等，关成华系我院院长。文章首发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总第266期），内容经整理。欲了解文章详情，请联络cistds@cistd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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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艺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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